英特尔王黎——生逢其时 任重道远厂商专区

2010-08-23    来源:中国IDC产业联盟    
中国 IDC 产业联盟讯 生逢其时 任重道远 王黎难以忘怀生活在不经意时馈赠予她的惊喜。1999年,她在另一家美国企业做得顺风顺水,同时热衷于中国美国商会的大小活动。一次午餐会中

  中国IDC产业联盟讯 王黎难以忘怀生活在不经意时馈赠予她的惊喜。1999年,她在另一家美国企业做得顺风顺水,同时热衷于中国美国商会的大小活动。一次午餐会中,与她共同活跃于美商会的英特尔中国第一任总裁简瑞杰邀她共事,王黎亦表达了自己对英特尔的仰慕。她没有料到的是,下午便收到了简瑞杰的秘书送上门的包裹——英特尔公司资料与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口气读完这本代表英特尔公司文化和成功历程的名著,王黎不再犹豫,她的心已被英特尔俘获。

  策略略合作:与政府共拓新局面

  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十一个年头,这在英特尔为数不多。王黎说,如果对她的工作性质足够了解,就会知道:策略合作部直面与政府的合作,需要常年积累市场信息、政府政策、环境考察等诸多资讯与经验,可谓“以不变的经验,应万变的合作”。
 王黎深知,只有在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的发展目标一致,才能与其开展长久、双赢的合作,而这个恰切的契合点正是她思考的重心。从成都厂的选址到大连厂的落成,王黎都作为英特尔投资项目前瞻核心小组的成员,见证了英特尔与政府共铸的辉煌手笔。

  王黎语重心长的说,中国的疆域这么广阔,英特尔应该在哪里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业务,这无疑是一个很挑战的命题。而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与政策方向,倚重政府的综合协调能力与大力扶持,英特尔在华业务与合作才能迅速发展。“成都与大连都属于借政府的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东风,振兴一方产业,造福一方民众,助力中国平衡发展。”


09年与董事长和夫人一起 王黎(中间)

  忆及成都厂奠基仪式上的兴奋仿佛还在昨日,谈及前期推进中点点滴滴的难忘故事,王黎也如数家珍,而世间缘分更是妙不可言——王黎在美国曾接待过一批来自四川的政府代表团,其中便包括四川信息产业厅的厅长。2002年,王黎着手英特尔封装厂的选址时,成都也是重点考察的对象。此时,她想到了这位厅长。无巧不成书,这位厅长此时恰好担任成都高新开发区的区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第一个到成都打前站的英特尔前瞻小组成员,王黎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铺垫与沟通工作,以保证两周后到达成都的英特尔小组能够顺利、有序、全面,同时有侧重点地考察成都建厂的条件以及成都市的综合环境。

  王黎说:“这一次,我真是切身体会了什么叫‘成都速度’,成都市的政府部门仅仅用了15天,就做好了迎接的考察的全部准备,他们没有让我们失望。”进入高新区,一切焕然一新,连办公室都重新修葺;介绍成都以及相关产业的PPT中英文并茂,包括英特尔封装厂的暂定建厂地址都进行了平整,虚拟绘制的大幅场地的蓝图也高高矗立,并且在考察现场都铺上了红地毯,准备周全,诚意十足,令英特尔前瞻小组的每个人都印象深刻。

  考察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政企双方事先的深度沟通——如何让考察团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必须的信息,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空泛的参观与介绍之中。王黎笑着说:“老师的家庭作业布置的清楚明了,学生才能做好。考察之前,我们会给政府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单’,上面可能有数百个问题,涵盖政策、环境、地质、物流、基础设施、教育、医院、学校等等。一般当地政府会成立一个项目工作小组,以市长为首,下面的小组成员部门按照职能来回答相关问题。”

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和前董事长贝瑞特和夫人以及前英特尔中国总裁陈伟锭,

在国新办会议室。墙上挂的是来源于英特尔的“怎样开有效会议” 王黎(右二) 
 

  “政府招商引资的决心和魄力都让人钦佩,当时我们考察的地区并不局限于成都,然而,任何一个我们考察的地方,都拿出十足的热情,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王黎说:“各地政府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们在与英特尔的合作中汲取了许多实战经验,哪怕是落选的城市,也并不失落,他们敬佩英特尔人做事的效率,也感激英特尔间接的帮他们练了兵,让他们得以了解外企投资选址最看重的内容,为以后用更好地姿态与更专业的精神招商引资打下基础。”

  大连厂的选址中,亦不缺乏这样的例子。在考察大连高新区时,政府部门所提供的资料数据格式与英特尔方用的格式不兼容,无法显示内容,需要重新转换格式。而英特尔考察团行程安排的非常紧,正当王黎和她的同事们去往下一个考察城市的机场路上,大连经济开发区的工程师想方设法以最快的速度转换好格式。在他们登机的时候,大连政府递上了格式相符的数据,如此效率也让王黎赞叹不已。

  众所周知,东三省的朝鲜族素有以狗肉为佳肴的传统,然而在西方文化中,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当政府官员与王黎聊到这点文化诧异时,便决定尽力屏蔽这一习俗,以更好的与西方文化接轨,助力大连的国际化进程。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而中国的医疗体制大不相同。为消除外籍员工和家属的顾虑和解决实际问题,大连政府经过协调许可英特尔在开发区建立英特尔医疗所,外籍员工可以随时向自己的家庭医生发出“SOS”的讯号。王黎说:“医疗所的建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文保障,让外籍员工知道他们可以使用自己习惯与信任的医疗资源。

2009年CEO欧德宁一行在中南海紫光阁,刚刚拜会了国家领导人 王黎(后右一)

  高层会晤:作别一刻才算搞定

  在英特尔进入中国之始,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进驻外企非常有限。而当时,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外企的发展以及在本土产业发展中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黎还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安排国家领导人与英特尔高层的会晤,商讨相关产业的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经济意义以及政治意义的命题。

  如何安排这些超级忙碌的大人物顺利会面?如何让他们在短则半小时长也不超过一小时的会晤中,进行有效沟通,探讨彼此最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公众了解此次会晤的意义?如何保证整个过程无差错,直至挥手作别?……这些都是王黎必须直面的问题,而其中的每一个问题和环节,都足以让人有千钧一发的紧迫感。

 王黎 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安迪格鲁夫的课堂上,中间休息时与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在一起
 

  筹备会晤的过程漫长、琐碎又急迫。由于高层事务繁忙,会晤的时间往往需要不断的协调。王黎颇具经验的说:“如果对方在会晤一周前和你打电话说,时间应该没问题,你不能相信;如果对方在会晤前两天和你确认,你也应该将信将疑。”由于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往往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因此,当政府打电话给王黎,让她报告来访人员的车号时,她心里才算有数:时间总算敲定了。
 有一次,王黎的一位同事听到确定了日子,便说了一句:“终于搞定了。”王黎笑着对他说:“这哪里叫搞定,这只是个开始。要直到整个会晤结束,与领导人挥手作别,才算真正搞定。”

  即使如此谨慎,王黎也曾经遇到过紧急变化、“急的直跳脚”的状况。一次,英特尔高层要先后会见韩国的一位部长与我国的一位副总理。日程本已敲定,然而,我国政府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副总理的时间有变。王黎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肝颤啊!”而更让她更为难的是,副总理变动后的时间,与那位韩国部长的会晤时间冲突!面对如此两难,王黎只好硬着头皮协调,最终,韩国方面进行了日程的调整,她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王黎09年在美国白宫前

  还有一次,在安排英特尔董事长拜访我国务院一位领导人的过程中,双方的时间始终难以协调。王黎感到只能放弃了,并向董事长说明了情况。董事长说:“这次会晤的意义不言而喻。如果你放弃努力,那是不是要我亲自去说?”董事长一席话表明了他的决心,也给了王黎极大的鼓励。果然,通过再次努力,最终协调好了彼此的时间,会晤得以顺利进行。王黎事后的感悟是:“潜力想挖就有,只要永不放弃,‘Never give up!’ 已成了我的基本原则。”

  和王黎一道工作的同事们都不敢相信,王黎面对如此挑战还能多年安然稳坐策略合作部,而痴心不改。王黎说:“巨大的压力,换来的也将是巨大的喜悦,每一次成功完成任务,都会有莫大的成就感,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如此值得。”

王黎在健身

  管理自己:智慧青春正当时

  2007年,王黎面对自己偏胖的趋势,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决定:改变形象,减肥10公斤。有人逗她:又不是20岁的小姑娘,何必较劲?
 王黎坦言,人应该学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好的形象会带来好的精神状态,随之工作状态也会变化,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好的影响,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当时,王黎看了一本女性读物——《更年期的智慧》,她说,是这本书告诉她,人进入了中年,才真正迎来辉煌。读后,王黎深有同感,“与其去承受不再年轻的失落,不如主动管理自己,让自己神采奕奕。”

  人到中年,褪去了年轻时的稚嫩,历经人生百味,开始真正增长智慧,心态也日趋平和,这难道不是人生最黄金的时节吗?王黎说:“我要保持人生真正的青春——健康的身体、成熟的思维、阳光的心态,不变的笑容。”

  于是,王黎开始健身。不论是健身器械、有氧运动,还是搏击训练,她都兴致勃勃,并坚持不懈。与此同时,她非常注意合理膳食。万事开头难,减肥则是艰难始终。只要一旦放弃,就会反弹。

  除了不断挑战自我,学会享受健身的过程也许是坚持下来的另一基础。她说:“工作累了,压力大了,去健身,让自己很好的放松,在运动中思考工作的得失,回家了还能睡个好觉。”

  除了健体塑身,她还改变了自己的发型,一头短发精干爽利。连很熟悉的老朋友见面也认不出她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王黎成功减掉了近二十斤。她笑着说:“现在形象好了,也更有压力啊,那就是我不能退步。别人看到我形象的改变,问我怎么做到的?我的感受是,减肥没有捷径,坚持就是胜利!”

  面对我们的赞叹,王黎感叹道:“或许你们感觉我非常努力、甚至拼命,没错,因为我们这批人身上有种使命感。我作为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回国后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给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而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同学的命运,却与我们大不相同。我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机遇,生逢其时,应该倍感珍惜,我必须做点什么。于是,从工作的第一天,我就习惯了以这样的速度前进,只觉得充实,从没有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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