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得让人不爽——Web2.0时代的中国

　　社会革命

　　围绕互联网有成堆的夸夸其谈，它们部分地消解了互联网革命的力量，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场革命的意义。这并不奇怪。历史上的每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大量的噪音，无论是电报、电话、电力还是铁路都被认为会在全球造就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由此在地球上建立新的伊甸园。

　　互联网陷入同样的泡沫中是必然的。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它的内部运作鲜为人知，而且人们仍然在试图索解它的意义———它是什么，它将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自然会自由地作出我们的解释，不管这些解释多么荒唐可笑。媒介由于它们抢新闻的本性，必然会放大所有的夸大之辞，资本市场的投机者们也唯恐事情不热闹，因为他们要制造故事和戏剧。我们所犯的错误当然是在阅读那些富于刺激性的头条新闻之后，在观察远离现实的股票市场之后，根据这些东西得出我们对网络的结论。我们很少能听到在噪音之中出现的更为理性的声音。

　　社会变化有其内在动力，必须认识到，互联网自身并不能够改变社会，决定变化力度的是，要看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入社会结构之内。通过观察互联网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技术革命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引发了极为深远的变革。

　　一位山村猎人声称自己发现了已在人类视线中消失了20多年的华南虎的踪迹，历经八个月，最后他却被网民所猎，“拍虎英雄周正龙”的事迹成了笑柄；公众的矛头由“正龙造假”直指“官员护假”，网络打假风起云涌，官员“网络化生存”的时代开始来临。

　　拉萨事件，中国网民自发反击西方媒体的报道偏见；奥运火炬传递，从网上声讨、抵制法货到“红心中国”行动，网民们的爱国宣泄行为一再出新。《国际先驱导报》称，互联网创下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所未有”：地域之广泛前所未有，观点之一致前所未有，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

　　汶川地震，网络第一时间快速报道灾情，第一时间紧急组织救援，第一时间发起赈灾捐助，第一时间主张全国哀悼……在这场中国30年来最严重地震面前，中国互联网首次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快速的反应、更全面的报道跻身主流媒体，网民不仅屡屡伸出援手帮助灾区人民，还对悲剧的发生提出了各种尖锐问题，成为一个富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群体。

　　贵州瓮安事件，网络舆论驱使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瓮安模式”成为2008年政府处理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化的典范；巴东邓玉娇案，在媒体和网民的共同推动下，政府与基层某些无良官员“切割”，不再为了袒护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伤害党和政府的威望；来势汹汹的绿坝软件，在网民们的集体表达和行动之下，被迫推迟安装，网民权利的保护和扩展由此提上日程，一个共识开始形成：互联网管理不只是政府和行业内部的事，也是社会各种力量通力合作之事，需要寻求一种“共同管理”的新思路。

　　以上这些事情存在什么联系？这些社会变革的动力是群体性的，其主要驱动者是普通的公民，它们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有着一个共同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中国人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

　　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而当这样的工具被2亿多网民———其中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所熟练使用时，它会给转型期的中国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

　　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将要看到，还会涌现出来大量有关新的群体和新的群体行动的试验。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数字技术是被植入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在技术的动态趋势和保持现状的惯性作用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如果技术的特性与现存范型相啮合，那么它就可能促进变革的发生；如果两者彼此不协，必有其一被迫调整自身。

　　伴随着互联网而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如果你倡导创新，就会对现状提出疑问。如果你为企业家戴上桂冠，就会轻视“组织人”。如果你使资本自由扩散，就会剥夺投资商的权力。如果你认为变革最有价值，就会对墨守成规深恶痛绝。如果你受够了鸦雀无声，就会喜欢众声喧哗。如果你沐浴过阳光的敞亮，就难以再行容忍一切见不得人的龌龊。

　　有一个比喻说得好：如果把互联网比作待剥的洋葱，所有有关网络的神话只不过是那薄薄的一层洋葱皮，里面的东西才会让你流下眼泪。